来源:李永生编辑

       一、在危机四伏的环境中诞生

7月1日是什么日子?是建党节。仅从节日名称来看,1921年7月1日应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日子。但是,实际上却不是的,中国共产党成立于1921年不假,但时间一直是个谜,没有人记得清,连毛主席也只是隐约记得宣布中国共产党成立的中共一大,是在7月23日至31日之间举行的,具体时间他也忘记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呢?不是大家不重视,而是当时环境和形势太严峻。

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人民的反抗“帝官封”的斗争就从没有间断过。这里面比较有名的有太平天国运动、维新变法运动、义和团运动等,但是都失败了,中国人民带着八国联军侵占北京的民族耻辱,进入了二十世纪。1905年,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倡导成立了同盟会,并在1911年10月发起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打破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但是,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落到了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的手里,袁世凯自己还想当皇帝,当然没当成,还被大家骂死了,可他一死也出了问题,北洋军阀们群龙无首了,大家谁也不服谁,结果把中国拖进了军阀混战的泥潭。

1917年,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由于俄国与中国的国情有许多相同或相似的地方,所以一些人开始把目光由西方瞄向苏俄。紧接着,1919年5月4日,由于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外交失败,“五四”运动爆发了,现在这一天已经成为我们的“青年节”。“五四”运动以学生罢课、示威为先导,后来工人阶级挺身而出进行声援,第一次以独立姿态登上政治舞台,并成为斗争的主力。在这样的复杂形势下,“南陈北李”,就是陈独秀和李大钊建立了早期的党组织。1921年7月23日至31日之间,毛泽东、董必武、李达、李汉俊、刘仁静、何叔衡、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张国焘、陈公博、周佛海12名正式代表和陈独秀指派的代表包惠僧,代表全国53名党员(13个代表,最后只有湖南代表毛泽东、湖北代表董必武在1949年站在了天安门上接受欢呼,其他的有牺牲的、英年早逝的、叛变的,也有脱党的,何叔衡、邓恩铭、陈潭秋、李汉俊牺牲,李达一大后脱党、建国后重新入党、文革开始时被迫害致死,刘仁静、包惠僧脱党,张国焘、陈公博、周佛海叛变),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秘密召开党的一大,结果最后一天有一个人鬼鬼祟祟地跑到会场看情况,一问他是说走错门了。当时大家警惕性很高,说不行,一定是暗探,赶紧收东西转移。不一会儿,一大队法租界的巡捕果然去搜查,不过扑了个空,我们这些同志都已经安全转移了。最后这一天的会议,后来放到了浙江嘉兴南湖一艘游船上举行并闭幕。这条小船就是现在的“南湖红船”,是很重要的文物,一般人都不让上的,只能在岸上合个影,大家有机会可以去看看,这条船很小,好像还没有沙河上游览船的一半大,这就是当时开会的条件,很不容易。其实用现在一个不太好听的流行词,我们的“一大”在当时来讲就是“非法集会”,躲躲藏藏的,防着被人抓,大家已经到了顾不得记时间的程度。“一大”的文件上应该有具体时间,但是长期革命斗争中丢失比较厉害,一直以来也无从考证,没办法,只好凑一个好记,定成7月1日作为建党节。但是党的成立,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毛主席说:“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因为她使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有了新的领导核心,有了科学的指导思想,使中国革命有了新的希望。

       二、大革命中的国共合作,真诚的开始和悲惨的结局

台湾的李登辉成为国民党主席后,西方评论家称他使国民党彻底摒弃了列宁的建党模式,注意这里说的是“列宁”的建党模式。大家一定吃惊,“打倒共产党”是国民党喊了几十年的口号,怎么和列宁的建党模式扯上关系了呢?

我们先说说“十月革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除了中国共产党因此成立,中国还有一个重要人物被“十月革命”深深影响,这个人就是全世界华人尊称为“国父”的孙中山先生。为了救国,为了维护共和,孙中山先生组织过多次北伐,但可以说是屡战屡败,很痛苦。在他最失败最痛苦的时候,1921年,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就和他进行接触,一语道破他失败的原因,当时的国民党手中没有自己的革命武装,主要是和一个军阀结盟去打另一个军阀,打来打去反而被军阀们利用了,所以不可能成功,我看这个情况和“枪杆子里才能出政权”是一样的。另一个是国民党本身,松松垮垮,非常缺乏凝聚力,于是这期间,共产国际另一个代表鲍罗庭用苏俄无产阶级的建党经验,帮助孙先生改造了国民党,效果很不错,使孙先生下决心“以俄为师”。关于这个鲍罗庭,大家知道的也许不多,我知道的也不多,但是据说周恩来总理当时就相当崇拜鲍罗庭,而且大家评价周总理确实相当有鲍罗庭的风范,鲍罗庭还一度被称为是广州的“列宁”,说明这人确实很有实力。因为双方很谈得来,孙先生很快开始就接纳共产主义思想。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独立组织的各种政治运动也并不成功。有的同志知道郑州有个“二七”区,“二七”区有个“二七”广场,“二七”广场有个“二七”纪念塔,这都是为了纪念1923年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特别是其中的“二七惨案”。为什么呢,一个是这次罢工是党组织的一件历史性运动,另一个是这次运动被反动势力的残酷镇压,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损失非常惨重,也从那时进一步认识到,要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中国的统治,单靠工人阶级的力量是不够的,党应该采取积极步骤去联合其他进步势力,建立工人阶级同其他民主力量的联合战线。所以当时的情况,国民党有情,共产党有意,就这样在苏俄帮助下,两支同样立志于救国救民的政党联合了起来,还在1924年开始,筹办了有名的黄埔军校。

值得一提的是,1923年6月党召开三大时,决定共产党员可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同时保留共产党员在政治、思想、组织上的独立性。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国民党召开了一大。注意,国民党到这时已经成立了很长时间了,可从来没开过代表大会,这里就有明显的苏俄痕迹。国民党召开一大后,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反帝反封建的主张,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新三民主义”。双方的态度是非常真诚的,当时周恩来总理就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并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毛主席也在国民党的政府里有任职,出任的是宣传部代部长,都是很重要的位子。

在进行了充分的准备之后,1926年7月9日,广州革命政府出师北伐,主要目标是推翻帝国主义支持的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三股北洋军阀的专制统治。这次北伐军是真正的革命武装,而且以黄埔生为主力骨干,势如破竹,出师不到十个月,就消灭了数倍于己的北洋军阀,占据了两湖、福建、江西、江苏、浙江、安徽约半个中国。现在54军127师的前身叶挺独立团,也是在这次北伐战争中给四军打出了“铁军”的名号。胜利还推动了工农运动的发展,上海工人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解放了上海,成为北伐战争时期工人运动的高峰。

应该说,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孙中山先生所起到的作用是关键性的,不幸的是,1925年,孙中山先生就去逝了;最不幸的是,接任他的人是蒋介石;最最不幸的是,北伐战争的胜利使蒋介石的威望如日中天,结果是大权在握,为他创造了进行独裁的条件。终于,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原形毕露,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7月15日,汪精卫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正式宣布同共产党决裂。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破裂,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也随之失败。

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最主要的是当时中共力量太弱小,连当时的共产国际都不看好,他们力挺的对象是国民党,孙中山先生去逝后支持蒋介石远胜于支持陈独秀,搞得陈独秀不“右倾”都不行。这个“右倾”指的是机会主义,投降主义,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历史告诉我们,“右倾”给革命造成的损失是极其惨重的。如果说当时的条件下,陈独秀“右倾”有些是迫不得已,所以不能实现从“乱”到“治”,那么现在谁要是讲放弃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也是“右倾”,而且势必造成从“治”到“乱”,危害比当时还要大,更加祸国殃民,更加绝对不可原谅。

       三、起义反击与拨乱反正,在战斗中不断成熟

1927年蒋介石背叛后有过一句口号,叫做“宁可错杀一千不能放过一个”,一年时间里全国有33万人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其中很多还是著名活动家,比如肖楚女、夏明翰等,连李大钊都牺牲了。加上一些不坚定分子动摇、脱党、叛变,党员人数从6万减少到1万。血的教训使中国共产党也认识到“枪杆子里才能出政权”,怎么办?起义,你不让我活,我就要跟你打!但是怎么打呢?又出新问题了。苏联的经验是以城市为中心,夺取大城市就能一举达到全国革命胜利。刚开始,我们照着他们这一套搞,1927年8月1日,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以及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北伐军2万多人,举行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这一天就是我们的建军节。之后,党相继领导了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百余次武装起义,但是这些起义大部分都遭到失败。广州起义只搞了三天,还没出城就被镇压了;南昌起义的队伍被国民党反动派追了一路,刚转战广东就被打散,其实也败了;秋收起义原来是要打长沙的,结果也是连个浏阳县城也呆不住。从这样一个结果来看,这个办法肯定是不行了,城市路线走不通。后来大家分析原因,毛主席讲得最实在,他说城市好啊,有工商、有经济、还有政治影响,可不光你想要城市,蒋介石也想要,所以他就大量驻军,加强防范。那时我们党的起义力量是很弱小的,但是国民党的力量却是空前强大,这就像拿鸡蛋碰石头,败了正常,胜了其实才奇怪。不过因为敌人太强大,我们太弱小,也催生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有没有同志知道“三湾改编”是怎么一回事?

1927年,毛主席作为前委书记领导了秋收起义,根据原计划要打长沙,可打起来发现敌我兵力太悬殊,根本没法打。打不了怎么办,就只好撤,结果撤的时候又遭到伏击,总指挥都牺牲了,一时间大家情绪非常低落,到处是逃兵。9月29日,部队到了江西省永新县三湾村,这时候差不多2万人的队伍剩下不到1000人。在这里,前委对部队进行缩编,重新整合成了一个团;建立党的各级组织和党代表制度,支部建在连上;成立了各级士兵委员会,实行民主管理,官兵平等地,从此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新型人民军队从此走上历史舞台。

改编之后,毛主席决定到敌人控制比较薄弱的山区寻求立足之地。当时山里土匪多,其中相当一部分都是穷苦人,他们因为实在是过不下去了,只好占山为王,和梁山好汉差不多,其中井冈山的袁文才、王佐是最有名的“义匪”,在这一地区的土匪中很有号召力。毛主席就去做袁文才、王佐的工作,对他们进行团结改造,估计不少人都知道,毛主席的第二个妻子贺子珍,严格来说其实就是一个女土匪的出身,所以“土匪工作”的开展效果确实不错。1928年1月,朱德率领南昌起义部队和毛主席会师,之后在“朱毛”共同领导下,成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展了土地革命,并且先后四次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围剿”,到1933年下半年,红军已经发展到30多万人,在全国十几个省300多个县建立了红色政权。中国革命也出了一个新词,就是“农村包围城市”。

但是因为由于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等盲目崇拜苏联革命成功的经验,对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神圣化,坚持城市中心论,王明在共产国际代表的支持下,于1931年六届四中全会上夺取了中央领导权,排挤毛主席的正确领导, 直接导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进行2万5千里长征。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8.6万人向西突围,渡过湘江后只剩下不足3万人。严酷的事实教训了大家,曾经支持过“王明”左倾错误的同志也开始觉醒,1935年党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重新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毛主席确实会打仗,他指挥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1935年10月,在陕北吴起镇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一年之后,也就是1936年,红军三大主力,也就是红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长征宣告结束。

红军长征一路转战,艰苦卓绝,长征精神值得我们学习,但是长征中还发生了一件事,也得警醒。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红四方面军兵强马壮,主要首长是张国焘,他瞧不起红一方面军。当时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策略是北上,但张国焘非要坚持南下,说白了就是拥兵自重,就是想用枪指挥党。为了避免红军自相残杀,党中央从大局出发,决定让红一方面军单独北上,并对张国焘的军阀思想进行了坚决斗争。但是这个张国焘变本加厉,不仅擅自率红四方面军南下,还成立了一个所谓的“第二中央”,搞分裂。张国焘一南下,就被国民党军穷追猛打,失败后只好回过头来向中央认错,做了公开检讨,但是没过多久他就当了国民党的特务,背叛了革命。这个张国焘是参加过中共一大老党员,资格老,能力也不低,本来可以为革命做很多贡献,但就是因为不听党指挥,不仅自己身败名裂,还让红四方面军损兵折将。历史告诉我们,必须要坚持党指挥枪,绝对不能搞枪指挥党,否则于党、于民、于国、于军、于己都是祸害无穷。

       四、抗日战争,在烽火中壮大

这几年我们国家和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争夺得很厉害,老百姓,包括我们大部分官兵的反日情绪都比较高,不少人希望国家对日政策更强硬一些。关于这种情况,我们应该理解和贯彻中央从大局出发制定的外交策略,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有这样的心情大家也都很理解。为什么,就是因为中日之间实际上有世仇,8年抗战,日本人给中国人民造成了难以忘记的创伤,尤其他们现在还拒不认罪,从这点上讲,确实是不可原谅。但感情是感情,我们今天讲历史。

一说历史更复杂了。从历史角度而言,如果说哪个国家与中国的关系最说不清,一定是日本。打仗的事就多了,倭寇对沿海各省的袭扰从来不断,朝鲜曾经是中国的属国,日本多次大举入侵,我们也多次抗日援朝。比较有名的是明朝万历时期,那时候我们国力还很强盛,把日本打了个落花流水;但是近代就不行了,甲午战争大家都知道,也是因为日本打朝鲜引起的,结果是北洋水师全军覆没,还签了个《马关条约》,把台湾给搞没了;日本人还很灭绝人性,日俄战争时在旅顺搞了一次大屠杀,抗日战争时又在南京搞了一次大屠杀,还有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非常残忍。

这些是伤痕,除了伤痕,其实还有美酒。汉字、围棋、儒学、武术、《孙子兵法》,日本几乎一成不变从我们这里学习了中华文化的精髓。反过来,中国的近代革命,基本上又都是在日本萌的芽。孙中山先生曾经在日本避难,在日本创立同盟会,期间很得日本支持,可以说没有日本的帮助,辛亥革命就搞不起来,满清就推不倒。共产党呢?我们经常说“十月革命”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但是恐怕大家还不知道,最先给我们送来马克思主义的却不是苏俄,而是日本,最早的中文版《共产党宣言》是在日文版基础上转译的,毛主席都说:“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日本比中国早,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是从日本得到手的,是从日本的书上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

如果中日之间这种关系可以用“纠结”来形容,那么打破这种“纠结”,开始让仇恨压倒一切的,应该是一个人,一个日本人,叫北一辉。

历史有时候还很戏弄人。北一辉本来叫辉次郞,他的第一部专著叫《国体论及纯正社会主义》,听名字像是共产主义者,实际上他当时就是共产主义者,而且他还支持孙中山,一听说辛亥革命的消息就立即来到中国,还写了一本《中国革命外史》,在中国把名字改成了北一辉。这样发展下去,北一辉可能会是中国人民的朋友,可是“五四运动”爆发了,“五四运动”是中国参加一战,作为胜利一方,提出要收回德国所占的山东,可是在巴黎和会上西方列强却坚持要把山东特权交给日本,这才激发的。这个北一辉终于曝露了狭隘民族主义的本质,他把我们这场运动救亡运动完全当成是排日运动,结果脑子发热了,一热不要紧,他转而去研究法西斯理论,还是在上海的图书馆里完成的研究。这套理论使他成为了日本法西斯理论的鼻祖,而且很快就用于建立军国主义,日本的军国主义一建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发动“九一八”事变,开始侵华。

一说“九一八”,就不得不提张学良将军。19万东北军打不过19000关东军,就是因为他执行了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红军完成长征后,张学良将军和他的东北军也被调到陕北,打红军。和他一起的还有杨虎城将军指挥的十七路军。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跟红军打了不少回合,总是吃亏,时间长了,东北军官兵想家,想回去打日本人,这跟我们党倡导的北上抗日非常一致;杨虎城将军在北伐时就跟我们党有接触,双方印象还不错,而且他在1935年就表示支持我们党联合抗日的主张,虽然打着仗,却一直和我们共产党藕断丝连。在这样的情况下,党主动派人——据说此人是杨虎城将军的老朋友——去和张、杨两位将军接触,结果双方很谈得来,一讲就有共同话题:打什么打,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要打就打日本鬼子去。这样在1936年上半年开始,双方其实就停止了敌对,不仅互派代表,还经常搞联欢会。张学良将军联共抗日的做法在当时很有影响力,但是把蒋介石气得要命。1936年10月,蒋介石亲自跑到西安去部署“剿共”,12月又跑去给张、杨两位将军下最后通牒。张、杨劝说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蒋介石不听,还说他们“犯上作乱”,两人一合计,除了“兵谏”没办法了。后来的事大家都知道,他们发动了“西安事变”,逼蒋抗日。为了确保这个事件和平解决,中央派周恩来总理亲自斡旋,还让红军进行了外围部署,防止国民党亲日派进攻,最后终于迫使蒋介石同意结束内战,共同抗日。这样,国内和平初步实现了,国共二次合作也是箭在弦上。

蒋介石这人很记恨,当时周总理建议张学良将军留在苏区,这样的话会安全一些,意外的是,张学良将军在没有通知周恩来的情况下,亲自陪同蒋介石飞回洛阳,结果一下飞机就被扣留软禁,直到蒋介石离世才重获自由。后来张学良将军去了美国,前些年才在夏威夷去世。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国共两党克服各种猜疑和困难,开始再次合作,并讨论要对红军进行改编,当时蒋介石提出了很过分的要求,说红军改编后只准编三个师4万5千人,不让建立统帅部,还要自己直接指挥,另派一个副总指挥或参谋长,甚至还想请毛主席和朱老总出洋,取消陕甘宁边区等等。但不管怎么说,双方确实重新开始合作了,而且是以抗日为目的进行的合作,日本紧张了,于是1937年7月7日发动了卢沟桥事变,正式开始全面侵华战争。8月13日,日本又大举进攻上海,蒋介石一见形势紧迫,不再提过分要求,于8月22日宣布将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并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至此,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大家都看过《太行山上》这部电影,电影里第一组战斗讲的是林彪指挥115师设伏平型关的故事,为什么这样设计剧情呢?我考虑,除了渲染战争场面外,最重要的原因,应该就是这场战役的意义非同小可。抗战初期,日军侵略气焰十分嚣张,声称要两周内攻占山西,三周内攻占上海南京,然后南北夹攻夺取徐州,一个月近逼武汉,从广东登陆进攻南京,三个月征服中国,由于中国军队作战连续失利,当时“亡国论”和“日军不可战胜”的说法都比较流行。在这样的情况下,115师成功设伏平型关,消灭日军精锐坂垣师团1000余人,击毁汽车百余辆,缴获大批武器装备,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平型关大捷”一传开,极大鼓舞了中国军民的士气。后来,国民党将军李宗仁在徐州会战中率部血战台儿庄,取得抗战以来国民党正面战场第一次大胜利,歼敌万。应该说刚开始国民党抗战是很顽强的,第9军军长郝梦龄、第29军副军长佟麟阁、132师师长赵登禹等,先后壮烈殉国,国民党军以重大牺牲消耗了日军有生力量,挫败了日军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计划,同时掩护八路军、新四军向敌后发展。但是,正面战场许多仗也打得不好,尽管是损兵折将,伤亡约80万,还是丢了北平、上海、武汉等重要城市,连首都南京都沦陷了。南京沦陷后,日军进行了6个星期惨绝人寰的血腥大屠杀,期间30万军民被杀,1/3房屋被烧,2万多起强奸案。现在的南京人绝大多数都不是土生土长的南京人了,大屠杀之后,土生土长的南京人基本上寥寥无几。不过说到底,日本速战速决的计划还是破产了,抗日战争也随之进入了相持阶段。

随着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的到来,为批驳“亡国论”和“速胜论”,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了《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阐明了抗日战争的发展规律和争取抗战胜利的途径和方法,这是我党领导抗日战争的纲领性文件。其实提出持久战理论的,当时还有一人,甚至比毛主席提出的还要早,此人是国民党将军陈诚,蒋介石座下“八大金刚”之一,大家应该多少听说过这个名字,后来在台湾学我们党的做法,推行土地革命,从而巩固了国民党在台湾统治的,也是他。不同的是,我们党理解了《论持久战》后,是用于与日寇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可蒋介石听了陈诚的分析,原来这仗中国不会输,打败日本只是时间问题,主意又变了,开始消极抗日、积极反共。1941年,他策划了皖南事变,使反共高潮达到顶峰,皖南事变针对的就是我们新四军,当时9000余人除了2000人突围外,大部牺牲、被俘,叶挺军长谈判时被扣押,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也被叛徒杀害。事后我们党以大量的事实揭露事变真相,周恩来愤然写下:“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一时间全社会舆论沸腾,纷纷谴责国民党的暴行,美国也对蒋介石施压,迫使国民党放松了对新四军的打压。

其实说起来皖南事变的能够以这样的方式解决,其实就是我们党在舆论战上的胜利。不过蒋介石也不是省油灯,他也会搞舆论,说国民党在前线浴血奋战,共产党却不和日本鬼子交锋,偷偷发展力量,居心不正,一时间不明真象的老百姓意见很大。为了争取时局好转,揭露国民党的谎言,彭德怀指挥了敌后战场上规模最大、时间最长、战果最辉煌的百团大战。百团大战共动用105个团30万兵力,毙伤日伪军3万多人,消息一传开,全国人民一片欢呼,高兴得很,国民党也老实了,再造谣老百姓都不信。不过另一方面,百团大战也引起了日本鬼子的关注,原来他们一直看不上眼的“土八路”这么厉害,原来他们的后方这么不安全,不行,要扫荡。你要扫荡,我就反扫荡,这样一边搞囚笼政策,一边搞破袭战;一边搞“三光”,一边搞坚壁清野。地道战啊、地雷战、麻雀战啊,都是抗日军民在这段时期发明创造的,把日本鬼子打得晕头转向。

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促令日本投降,日本拒绝接受波茨坦公告。于是各国加大了对日本的打击力度。8月6日和9日,美国在日本广岛和长崎各投下一枚原子弹,8月8日,苏联红军进入中国东北对日作战,一举歼灭了日本最精锐的关东军。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各抗日根据地向日伪军发起全面反攻。这下日本支撑不住了,8月15日,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

至此,中国军民以伤亡3500万,直接经济损失100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000亿美元的代价,赢得了抗战胜利。这里说明一下,当时中国人口号称4万万,也就是100个人里就有8个人伤亡,当时的美元价值是1美元等同于1盎司黄金,1盎司黄金现在的价格接近11000元,也就是按现在物价水平,抗日战争的直接经济损失是1100万亿元,间接经济损失5500万亿元,这个数字不得了。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也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党领导的抗日力量共对敌作战12.5万次,消灭日伪军171.4万人,以落后的武器装备打败了经济实力和军事装备远比自己强大的敌人,自己也在战斗中不断成长,到1945年春,全国已经建立了19个解放区,总面积95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十分之一;人口9550余万,占全国四分之一;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正规军91万,民兵220万,总兵力310多万,已经相当壮大。

       五、胜利与解放,伟大的新中国成立

我们国家政治制度叫做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不过大家肯定会说实际上就是共产党一党专政,这样说是不对的,我们不是共产党一党专政,是人民民主专政。不过说共产党一党专政也不是完全没道理,因为人民民主专政的领导者就是共产党,国家大事基本上也就是共产党说了算,而且我们军队也要绝对服从党的领导,因此当前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也非常喜欢用一党专政来说事,说这样做不民主。现在社会上也有些人跟着瞎起哄,为什么会瞎起哄,就是不明真相,不懂历史,因为历史不允许中国搞多党制。

抗日战争时,美国在华最重要的将军叫史迪威,是中国战区的参谋长。他曾经带队考察过解放区,发现解放区一片欣欣向荣。这个史迪威还是比较正派的,他建议在战后——当时打败日本鬼子基本上已成定局——在中国模仿美国的竞选机制,组建以国民党、共产党为主的新政府,基本上就是成立一个两党制的国家,在报告上还说:“共产党的政府和军队是中国近代史中第一次受积极的广大人民支持的政府和军队,他们得到这种支持是因为这个政府和人民真正是属于人民的。”当时中共中央对这个方案也表了态,表示支持。关于这个问题,毛主席有过说明,他说:“近代中国,大家都期望建立民主共和之国家,但是对于民主的追求,概念的成分要多于做法。”就是说,大家一直在追求,到了有条件该说具体怎么建的时候,又没有谁胸有成竹,包括建国之后的民主协商制度,其实也是慢慢探索,因为这都是第一次。

史迪威的计划出台后,我们党后来还在这个方案的基础上,在国民政府参政院提出了组建联合政府的主张,所以基本上可以说那时我们党对多党制也是持肯定态度的。如果一直这样发展下去,是不是我们国家还真成了多党制国家了的呢?这个问题没办法回答,为什么没法回答,因为多党制的设想根本不靠谱,现在回头去看,大约当时我们同意这个方案也只能算上一种美好的期望,实际上真有点欠考虑。这个计划拿到重庆那里之后,蒋介石马上就不干了,连后来共产党不再提两党制,建议组成联合政府共同参政议政的办法都不同意。最直接的,当时共产党民心向背,一选举国民党肯定下台,在联合政府里席位也不会多。深刻一点,要说两党制的国家,轮流执政、轮流掌权是常理,蒋介石为什么接受不了呢?简单的说法是,他要独裁。这个理由够直接、够充分,可是不够深刻。怎么不够深刻呢?我们如果动下脑子,就会问一个问题,他为什么要搞独裁?蒋介石想当袁世凯?应该不太可能,因为蒋介石也是个有理想的人。

我们还讲过,国民党的主义号称是“民权、民主、民生”的“三民主义”,后来孙中山先生又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新三民主义”,孙中山先生还有句名言,叫做“天下为公”,而我们党呢,倡导公有制,核心都是一个“公”字。这样理解的话,共产党和国民党最终的追求好象很接近。事实上,在国共第一次合作的时候,孙中山也确实想加入共产国际,共产国际也更加看好国民党,这种情况也直接导致了陈独秀的“右倾”。甚至在长征完成之后,斯大林仍想以牺牲中国红军为代价,依靠蒋介石和国民党来完成中国革命,比如在“西安事变”发生后,共产国际刊物《国际新闻通讯》把逼蒋抗日的张学良说成是叛徒和强盗,说“张学良正把中国共产主义革命推向深渊。”不管是谁,反对蒋介石就是反对共产主义,反共的蒋介石成了共产主义战士,这就是当时的国际形势。这个现象很讽刺,但也从另一个角度告诉我们,蒋介石搞独裁,和他的“主义”也没有那么大的联系。那么最大的因素是什么?最大的因素是利益。

蒋介石的国民党,直接说是蒋介石本人,代表的是一部分新兴阶级的利益,这些人主要是大地主和大资本家,无论是北伐、内战、剿共还是抗日,他们都为蒋介石提供了很大支持,非常实际的支持。共产党代表的是最广大的老百姓的利益,在北伐、内战、反围剿和抗日中,老百姓也给了共产党非常实际的支持。一个说法叫投桃报李,另一个说法叫人不可忘本,双方都服务于自己的利益人群,无可厚非,但可惜的是,这两个利益人群却分属于两个差别很大的阶级,一个是剥削者,另一个是被剥削者,矛盾无法调和,所以即便都是想要建立一个富强的国家,两党中间所要使用的具体办法,所要设计的建设思路,注定要大相径庭。有个成语叫“志同道合”,国共之间看来是“志同道不合”,俗话说“道不同不与为谋”,这是很有道理的,干活的时候考虑方式不一样,不可能谋到一起去。一个很现实的例子,台湾现在两个党,国民党要保持现状,民进党要搞台独,虽然都喊着要给台湾谋福利,但下去之后却天天互相拆台,缺少长远的发展规划,内耗厉害得很,结果老百姓对谁都不放心。

所以虽然史迪威一片好心,但是他对中国革命的坎坷和曲折了解太浅,美国两个党都是资产阶级政党,国民党也是,但共产党不是。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道,美国两个党走的就是一个道,他们在基本利益上没有太大分歧,所以可以合作很好。但国民党和共产党就不行,不完全是方法不同,思路不同的问题,最根本的也是利益。两个党在北伐中可以合作,抗日中也可以合作,因为这时候共同利益比分歧要大得多;但是搞建设就不行了,中间要有取舍,就要涉及到各方利益,那么处理起来思路和方法肯定不一样,就像有两个班长,能力素质都很强,抓工作思路完全不同,而且谁都不服谁,那最好的解决办法是一人带一个班,这样可能两个班都能带好,但这样的做法显然不适合一个统一的国家;其次是任一个班长,另一个捋了,省得政出多门,这个比较适合治理国家,但是国共两党谁都不会轻易放弃自己代表的利益,都是用血换来的,哪能说让就让啊;可要是让这两个班长一起去带一个班,那麻烦了,肯定要出乱子,一个国家更加是这样。那么现在的问题是,仗打完了,共同的敌人被消灭了,可两个最强大的力量却代表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两个不同的阶级,而且因为他们之间有无法调和的矛盾,相互妥协也不可能,所以虽然有两个够实力的党,两党制在中国却行不通。

其实,当时美国人也认识到两党制在中国搞不了,国民党和共产党他只能选择一个。站在自己意识形态的角度考虑问题之后,美国最终还是在失去民心但是代表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和拥有民心但是代表无产阶级的共产党中选择了蒋介石,正直客观却不够“深刻”的史迪威也被一个叫魏德迈的所谓“明白人”取代了位置,以期在战后由美国取代日本控制中国,推行他们的全球霸权。美国作这样的选择不能怪他,他也要为自己的利益考虑。所以在理论上讲,新一轮内战基本上不可避免。

大家都意识到了这种战争的危险,毕竟中国人打中国人不是什么好事,所以还都想再谈谈。1945年8月,蒋介石三次电邀毛泽东去重庆进行和平谈判,讨论关于组建联合政府的一些事情。以前都说蒋介石是故作姿态,演戏的,但我估计他也确实想和平解决这些问题,因为虽然国民党在兵力上占据优势,可他应该记得当年搞围剿时,他最得意的“八大金刚”中,参与过围剿作战的七个人都吃够了红军苦头的经历,那时他占的优势也不比这会儿小,比如他现在有飞机大炮、有美国顾问、有美械师,可他那时也有飞机大炮、还有德国顾问和德械师,就是打不赢。所以他应该还是有些诚意的,因为第一,他知道这仗不好打;第二,共产党在国共合作时作出过让步,也许这次还会再让让;第三,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作为中国抗战第一领袖,无论在国际上还国内,个人声威都达到极点,谁不想“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啊?怎么进一步,实现和平就是机会,搞不好还能整个诺贝尔和平奖呢,所以,如果共产党开出的条件不影响国民党的绝对统治地位,估计他还是会接受的。相比之下,我们共产党的诚意要更大,为什么这样说,当时我们的军队处于劣势,能打胜仗,除了我们有民心外,相当一部分原因是毛主席会指挥,这从井冈山时期五次反“围剿”的战况中一目了然,特别是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大约没有比指挥错误更重要的原因了。但是毛主席如果带一众核心都去了重庆,就很有可能被国民党扣了,真要被扣了怎么办,大家打仗就没有了主心骨,那很可能三下五除二就被蒋介石消灭了,工农大众的利益更是彻底没法伸张,因为国民党管理国家的表现确实让人不放心。所以当时中央连着开会,先研究到底去还是不去,搞了好几天,决定冒险就冒险吧,“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接受邀请赴重庆谈判,我看有种“赌一把”的感觉。然后中央继续开会,研究去了之后怎么谈,又搞了好多天,政治局常委头都大了,同时我们也作好了最坏的打算,积极进行部署,准备迎接国民党军的挑衅,没办法,实在是心里没底,谁知道国民党会不会在重庆耍赖?

所以起码在刚开始,参与重庆谈判的双方都是比较有诚意的,可是后来谈不到一起去,为什么谈不到一起去,原因刚才其实也分析了,两个党代表着矛盾不可调和的两个阶级,而且共同的敌人也没有了,相互妥协的基础也没有了,任何一方都不会让步。没人让步的谈判,还谈什么?当时大公报负责人提出过“共产党不要另起炉灶”的论调,毛主席就驳斥说,“不是我们要另起炉灶,而是国民党炉灶里不许我们造饭。”这真是句实在话,那么我们回过头来看历史,重庆谈判的破裂也是必然的。但是,大家毕竟曾经想过要争取和平,试过要争取和平,包括前面提到的两党制,大家也争取过,而且我们共产党当时比国民党还要积极,但是在中国特殊的革命过程中,这样的尝试,注定仅仅只能是一个尝试而已,结果只会有两个:第一,两党制不行;第二,和平给不了。那就只好打仗了。

解放战争打了三年,这里面就不细说了,有很多电影很真实地反映了当年那些战事,比如《孟良崮》、《大决战》、《刘邓在平汉前线》、《血战四平》等等,太多了,我们的“红色电影展播”里就有很多相关内容,大家下去可以多看看,带着对历史的敬畏和先烈的敬仰去看,确实能让人受益匪浅。解放战争,我们共产党胜了,我们说这也是必然的。为什么?借用张学良将军对蒋介石说的那句话,就是咱们共产党有人心国民党却没有。当解放区的老百姓用小推车前赴后继地支援我们解放军作战的时候,国民党后方却动不动就游行、罢工,咱们都是当兵的,你说哪种情况你会很鼓舞,哪种情况你会很寒心,哪种情况有助于我们打胜仗?

所以大家记住,特别是党员更要记住,我们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我们人民军队无往不胜的基础,没有人民的支持,训练再严格、装备再精良、指挥再高超,都打不了胜仗,因为如果人民不支持,你就不知道为什么要打,那还打什么?

到了1948年9月,解放军先后发起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共消灭国民党军154万人,解放了东北全境、华北以及长江以北地区。三大战役下来,国民党的主要军事力量已经丧失殆尽,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取得胜利已成定局。

这时候麻烦来了,蒋介石一看不行,打不过共产党,再打下去自己死定了,就向我们党抛出一个和平绣球,说你们不是一直说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吗,现在别打了,咱们以长江为界,“划江而治”。美国人和蒋介石也穿一条裤子,不过多少对他有点失望,在支持国民党经营长江防线的同时,导演了一场让蒋介石退居二线的“双簧”,还给苏联施压,让苏联做我们党的工作,都是共产党,话好说一些。结果苏联怕战争继续下去会引起美国干涉和美苏冲突,真就来劝我们停止前进,说你们“划江而治”挺好,再打我们可是不支持你。我们很久一段时间都喊苏联是“老大哥”,但是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个苏联“老大哥”真是不怎么厚道,好几次我们和国民党起争执时,他们都“胳膊肘往外拐”,只考虑自己利益,根本不设身处地为我们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着想。除了国际压力,国内一些人也聚一起起哄,说你共产党不是反对内战吗?和平来了,你得去争取啊,别再打了,就这么“划江而治”吧。

“划江而治”是什么概念?跟现在大陆和台湾“划海峡而治”情形差不多,现在台湾的老百姓很多人都不觉得自己是中国人了,自称是台湾人,要不然搞“台独”的民进党怎么会有那么高的支持率?所以“划江而治”的提法本身就是十分危险的,会造成国家分裂,断然不能同意。当时就还有人说,当年抗战时,国民政府不是承认了你的边区政府吗?这会你就不能同意两个政府了?这个论调和民进党前些时候提出来的“一国两府”如出一撤,纯粹是谬论。当年边区政府实际上是处于国民政府统一领导之下的,虽然有点特殊,但不可能和国民政府平起平坐,这个关系和香港、澳门的情形差不多,算得上是“一国两制”,事实证明“一国两制”是可以的,大家还是一个国家,现在香港青年还在搞签字活动,要报名参加解放军,你看搞得多好!但是“一国两府”不行,别的不说,一看是民进党提出来的,就知道在为“台独”找托词,居心不正,所以“划江而治”的本质,就是分裂。

另外蒋介石确实是个有理想的人,在台湾那么多年,从来想的还是中国的事怎么管好。比如我们和南越在西沙打仗时,海军还弱得很,南越受美国支持,舰船吨位比我们当时的南海舰队要大得多,没办法,只好从东海舰队调了几艘大点的船去支援。蒋介石知道之后,就派台湾的军舰为大陆支援舰队护航,还命令台湾海军加强战备,随时准备开过去帮忙。当时在台湾也有人提出过要独立,蒋介石立刻就收拾他,手段不比当年要赶尽杀绝共产党时软,把台独分子全都赶到了美国,甚至临终还交待蒋经国,绝对不能让他们回来。讲这个故事是要说什么呢?我们据此分析一下,会得出一个结论,蒋介石是不会搞分裂的,那么提出“划江而治”的目的,肯定只有一个,就是缓兵之计,拖延时间,抓紧休整,然后再打。蒋介石很聪明,但是我们共产党也很聪明,看出来了他的真实想法,所以基本上没有和他们怎么谈,直接就发起了渡江战役。当时毛主席的诗词里就有句话,叫“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很有气势,也反映了我们革命到底的决心。渡江战役之后,解放军一鼓作气,把蒋介石和他的残兵赶到了台湾。

胜利形势一片大好。9月21日,我们在北平,也就是北京,召开了新政协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从那一刻起,中国迎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党也迎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因为之前我们主要是领导斗争,之后,就要领导经济建设了。

在经济建设中,我们还走了弯路,“大跃进”、“大炼钢铁”还有“文化大革命”等等,都不对头,但是我们党能够实事求是,敢于拨乱反正,善于开拓创新,现在的中国成就全世界有目共睹。


2018年11月0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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